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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根:識得神州稻谷香


1963年8月,盧永根(左四)隨丁穎(左三)在寧夏引黃灌區考察水稻。


2007年8月,盧永根(左一)和謝華安(左二)等在福建省尤溪縣考察再生稻。

盧永根,作物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祖籍廣東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

盧永根長期從事作物遺傳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研究領域包括稻的遺傳資源、稻的經濟性狀遺傳、稻的雄性不育遺傳和栽培稻的雜種不育性遺傳等方面。曾協助中國科學院院士丁穎開展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研究,主持總結該項工作并參加撰寫《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特別是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盧永根今年已84歲高齡,身體硬朗,精神矍鑠。他每天仍行走在華南農業大學的高樹綠蔭之下,行走在家里和辦公室之間。他的治校和治學理念已經融入華南農業大學的精神,而他本人,也成為華南農業大學最寶貴的財富。

40多歲的年齡差異,并沒能阻擋兩人互相學習的勁頭:在學術上,盧永根不停地向丁穎靠攏;在政治上,丁穎也經常向盧永根請教。

從“香港仔”到革命者

盧永根祖籍廣東花縣,即如今的廣州市花都區。其祖父幼年家貧,輾轉至香港謀生,先在一家海味店當伙計。因為為人誠實勤勞,在香港得以立足,并逐漸富裕。盧永根的父親盧國棉是一家英國律師行的高級職員,家境已頗為殷實。

1930年,盧永根出生于香港,在這個典型的中產家庭中排行第四。1936年開始入讀香港粵華中學附屬小學,接受到較好的香港教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仔”。1941年,在盧永根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盧國棉眼看局勢危急,便安排將盧永根等幾位兒女送回老家的鄉下避難。但廣東花都當時也屬于淪陷區,不僅三天兩頭有日軍到鄉下來騷擾、很不安寧,而且那里的物質生活也非常貧乏。和之前在香港的生活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盧永根自小接受香港殖民地教育,民族意識本來比較淡薄,但此時親眼目睹日軍兇殘,也體會到戰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體會到當亡國奴的苦楚,他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在鄉下待了將近兩年之后,盧永根返回香港,入港僑中學讀初中。不久,日軍宣布投降,部分國民黨軍隊進駐香港。然而,媒體報道的“國軍”在香港的種種行為,讓年輕的盧永根日益失望。

初中時期,有兩種學校可供他選擇:一是上英文書院繼續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書院。民族意識已經覺醒的盧永根沒有遵照父親的意愿繼續讀英文書院,而是自己選擇了嶺英中學。

在嶺英中學,盧永根碰到了思想進步的語文老師林莽中(蕭野),并經他介紹到香港培僑中學讀高中。在盧永根看來,培僑中學的三年時光,是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要時期,在這里他從一個無知的青少年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培僑中學是一所愛國的進步學校,愛國和民主思想非常活躍,學校里經常有來自內地的進步人士,在這里舉行讀書會、時事報告會等,盧永根深受感染,他自己也開始熱衷于投身各種進步活動,成為一名非常活躍的進步學生。他參加民主競選,當選為香港培僑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他組織辯論會,號召同學們關注社會的未來。

1947年12月,盧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并積極開展地下活動。1949年8月9日,年輕的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在高中即將畢業的時候,黨組織通知盧永根,高中畢業后他可能有三種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業,回內地打游擊;二是繼續留在香港升學或工作;三是回內地,繼續學習。經反復研究,黨組織決定安排盧永根回內地,到嶺南大學讀書和從事革命工作,到廣州去迎接解放。

就這樣,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為了年輕的革命者,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到私立嶺南大學去學習。

丁穎的得力助手

1949年8月,盧永根按照組織上的安排,順利考入私立嶺南大學醫學院,同時領導著嶺南大學的地下學聯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擔社會工作過于繁忙,而醫學院的課程又過于繁重,盧永根轉入了課業負擔稍輕的農學院,自此開始接觸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業——農學。

1952年11月,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農學院和中山大學農學院合并為華南農學院,盧永根也隨之成為華南農學院大四的學生。

在華南農學院里,盧永根認識了原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丁穎早年留學日本學農,回國后在廣州從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樹,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水稻育種領域便有“南丁(穎)北趙(連芳)”之稱。丁穎給高年級學生講授專業補充課,主要內容是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演變和中國稻作區域劃分,這門課程深深吸引了盧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盧永根大學畢業,黨組織安排他留校任教。從此他成為作物遺傳育種學的助教,不僅從事教學,也承擔一定的研究任務。

留校工作之后,盧永根和丁穎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學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之外,他們還是華南農學院僅有的兩位廣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參加會議。40多歲的年齡差異,并沒能阻擋兩人互相學習的勁頭:在學術上,盧永根不停地向丁穎靠攏;在政治上,丁穎也經常向盧永根請教。

1955年,經華南農學院選派,盧永根到北京農業大學參加為期兩年的“全國作物遺傳選種進修班”,課程內容以米丘林遺傳學為主,由蘇聯專家費·米·普羅茨科夫講授。但盧永根本人根據以往的育種實踐,主張實事求是,反對全盤以米丘林遺傳學作為業務指導。他堅持認為“蘇聯專家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業務不能混為一談,美國教授業務(注:主要指摩爾根遺傳學)好,但政治上反對我們,這個我們也分開來看”,而當時的狀況是“對蘇聯專家盲目崇拜,對中國專家不夠重視”。在1958年的整風運動中,這些觀點成為盧永根政治上的重大問題,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1957年,丁穎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調往北京工作,但許多業務工作仍留在華南農學院,盧永根繼續在這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助手,丁穎選中了盧永根。次年八月,盧永根赴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為丁穎的科研助手。

身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的丁穎并沒有因為行政工作繁忙而放棄自己的研究業務,他多年一直希望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水稻品種和栽培技術考察開始實施,盧永根成為本項研究最重要的參與者。甚至,在有些丁穎無法親自參與的時候,由盧永根來代替他完成了部分工作。

這項被稱為“中國水稻品種光溫條件反應研究”的項目,給年輕的盧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礎。他親隨丁穎,奔赴內蒙古河套、寧夏、甘肅、新疆以及陜西西部和陜北、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一方面聆聽丁穎先生的教誨,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種、性狀、栽培方法等。正是因為親歷過這些考察,結合他驚人的記憶力,盧永根對全國各地的水稻品種有了充分的了解,在自己的腦海中建立起了巨大的數據庫。對于全國各地的水稻品種和性狀,他都如數家珍。

調研的同時,盧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種。這些積累,成為我國水稻遺傳育種重要的基礎性資源。

研究進行過程中,1964年10月丁穎院長因病不幸去世。盧永根牽頭完成了研究的后續工作和項目總結,包括光溫生態試驗所產生的大量數據的整理工作。1978年,在水稻光溫生態試驗數據基礎上形成的《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成為我國水稻育種工作者最重要的參考書,同時也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

專注水稻育種

丁穎去世之后,盧永根回到華南農學院,繼續從事水稻遺傳育種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帶回丁穎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種,成為華南農學院開展水稻育種最寶貴的資源。據他的學生劉向東介紹,這個種質資源庫,不僅學校的研究人員可以利用,也開放給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國內科研機構,后來逐漸擴充到一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是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

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盧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資派兼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后來被下放廣東翁城干校,在這里度過了十年的時光。直到1978年,盧永根才遷回廣州。

1978年8月,由國家農牧漁業部派遣,盧永根到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參加“遺傳評價與利用”培訓班學習,為期4個月,在培訓班結業考試中,盧永根在來自11個國家的31名學員中,成績名列第一。培訓結束后,盧永根以訪問學者身份又留所從事研究工作2個月。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科研人員培育出水稻矮稈品種,大大提高了水稻產量。同時,矮稈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對水稻矮生性遺傳規律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末期,盧永根對此進行了研究。他選用矮腳南特等4個早秈稻矮源,分別與高稈品種冷水麻雜交,通過對其雜交后代的遺傳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遺傳方式。通過實驗,盧永根發現水稻品種的半矮生性屬簡單遺傳,受一對隱性主基因控制,同時還存在一些修飾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稈水稻品種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種比較符合中國當前育種的要求。與此同時,他將中國現有的水稻矮稈品種劃分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兩個類型和四個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遺傳方式較簡單,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穩定。盧永根還強調,理想的矮源不僅遺傳組成應屬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備優良經濟性狀和高的配合力。這些研究結果為有效利用現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創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論依據。

1980年,盧永根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與美國著名水稻遺傳育種專家J.Neil 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這里,他將自己對水稻育種的研究拓展到了細胞生物學層面,進行水稻誘導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的細胞學研究。盧永根將11個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劃分成四類:可染花粉敗育型、部分花粉敗育型、完全花粉敗育型和無花粉型,進而在花粉母細胞減數分裂和小孢子發育期對這四類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進行了細胞學觀察,探討它們的敗育機理。結果表明,明顯的染色體畸變與胞核雄性不育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丁穎在《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一文中認為,中國栽培稻起源于華南,而分布在華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穎的影響下,盧永根也開始密切關注中國稻作的起源問題,并多次與梁家勉等知名農學史家交流。但多年以來,對中國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歷史學、考古學等少數幾個領域。盧永根在20世紀80年代從細胞遺傳學的角度對栽培稻種的起源進行了研究。他選擇了原產中國的普通野稻、藥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個野生稻種,對它們進行粗線期核型的研究,并與栽培稻進行比較分析,建立了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他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存在著差異,其中普通野稻與栽培稻在染色體長度變化范圍、相同類型和編號的染色體數目、核仁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現出最大相似性,從而進一步印證了丁穎的論點,即普通野稻是中國栽培稻的近緣祖先。

盧永根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遺傳育種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帶領團隊研究水稻的雜種不育性,并和助手張桂權一起提出了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概念,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目前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通過不同時期的研究,盧永根弄清了多胚水稻多胚發生的細胞學機理,弄清了光溫敏核不育水稻及栽培稻雜種不育性的細胞學機理,發掘出一批攜帶有胚囊和花粉育性基因的新種質,創建了一大批同源四倍體水稻等新種質。這些研究成果,對我國的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做好三種角色

1983年,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開始了長達13年的校長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的專訪時,盧永根談到自己的黨員、校長、教授這三個角色的關系,說自己謹記“先黨員,后校長;先校長,后教授”的原則,這個簡單原則體現了盧永根對黨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學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責任感。

這句話雖然簡單,但真正要把握好這三種角色的關系很難。盧永根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盧永根看來,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說既是專家,又是黨員。如果他們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在黨外的專家面前又標榜自己為黨員,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個黨員,工作上首先要從大局出發;在校長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應該考慮校長這個角色。既然是校長,就要著眼于學校的發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暫時放下。特別是不能利用校長的身份,給自己的教授身份獲得好處,比如學校的資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實驗室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幫助自己的團隊獲取研究經費等種種好處。

這一點,給張桂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據他回憶,老師盧永根擔任校長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學校的高度,為學校全局謀發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實驗室發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期。

身為校長,盧永根堅持著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憶中,當校長期間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擺在首位的是學校的人才隊伍和學科建設;第二,堅決抵制住了學校為主體的商業行為;第三,不遺余力地進行校園環境建設。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來,這三件事,都交出了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正是這份答卷為學校的未來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作者羅興波 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984年的一個夜晚,盧永根在華南農業大學紅滿堂草坪上給全校學生作了題為《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的報告。據親歷者回憶,當時聽眾席沒有燈光,全場黑麻麻地坐滿了學生。他們屏息凝神,側耳傾聽。盧永根一口氣講了三個多小時。

2009年,華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李大勝和校長陳曉陽回憶起25年前盧永根的演講,認為對于當今的大學生們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要求將演講全文整理出來,刊發于2009年10月15日的《華南農業大學校報》上。

以下文字部分摘自《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演講,根據演講時的錄音整理而成。

回過頭來,說說我自己的情況吧。我出生在香港,在那里長大。我的家庭還算殷實。1947年12月,我加入了“新民主主義同志會”,1949年8月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受黨組織的派遣,打入內地的私立教會大學,參加迎接廣州解放的革命工作和社會主義建設。我為什么要擯棄比較安逸的生活,放棄個人名利而回內地呢?主要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使我覺醒到當亡國奴的悲慘。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復興效力。我回內地三十多年來,經歷過不平凡的和曲折的歷程。有過一帆風順的日子,也有過身處逆境的時刻。但我堅信,是中國共產黨指給我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只有社會主義祖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粉碎“四人幫”之后,我曾三次出國探親和訪問,但沒有被異國的物質生活所引誘,也沒有被親人的熱情挽留所動搖。我打心底里熱愛自己的祖國。有位美國移民局官員曾問我,你具備移民條件,為什么還要留在中國?我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

最后,我想和大家交換一下意見,那就是:青年學生當前愛國主義行動的具體體現在哪里?我認為應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為振興中華而勤奮學習和刻苦鉆研;二、自覺地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祖國的前途、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三、培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牢固樹立為祖國爭光的雄心壯志;四、清除利己主義思想,要關心集體,熱愛生活。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曾經在一首詩中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如果我借用這首詩,可否稍為改動一下:“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祖國故,兩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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